红薯马铃薯玉米都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食用的杂粮。人人都喜欢红薯、马铃薯、玉米香香、甜甜或者糯糯的味道。但是，大家或者也不知道，就是小小的红薯、玉米和马铃薯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终结了西南民族地区土司一千多年的统治，加快与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全国的建立，推动了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汉化与民族融合，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在这里，需要说说我国古代如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民族边疆地区，在历史上都是实施土司制度。这些土司如“土皇帝”一样，霸占着自己的地盘，如一个个“小王国”独立性存在。这也是因为西南民族地区大多数都是远离中央朝廷管辖范围的山区，山岭众多、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热带雨林密集、瘴疫疾病流行、毒蛇猛兽出没，再加上少数民族没受过中原汉族文化的教化与洗礼，语言不通，文化习俗与中原汉族人有很大差异，这一切给中央朝廷派来的官员——“流官”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带来诸多困难。

　　中央朝廷也自然知道“降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于是只能让少数民族领袖或者少数民族部落酋长来管理少数民族民众，这些少数民族领袖或者部落酋长就是土司。土司一直都是本地方的最高主宰者，乃中央朝廷鞭长莫及，PG电子app俨然如本地方的“土皇帝”，在本地方一手遮天。

　　历代中央朝廷对于土司一般会选择隐忍的态度，默认土司在本地如割据王国一样存在，主要是消灭土司需要军队征伐，消耗国家钱财。再加上离开土司，朝廷官员也难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

　　历史上也有一些仗着天高皇帝远、胆大包天，与中央朝廷对抗的土司。如明末万历年间的播州土司仗着势力强大，起兵，把明朝在西南地区驻军都拖在泥淖之中，消耗了明朝的财力兵力，使明朝无法大规模派军队援助东北对抗满清军队的战场上。可以说，明朝西南地区土司的起兵，也是压倒明朝灭亡的一根稻草。

　　但是，中央朝廷也看到土司权力太大，也妨碍了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从明朝中后期，中央朝廷一直在西南地区不断推行“改土归流”运动，也就是废除土司权力，把权力收归中央朝廷派来的流官，加强中央集权的运动。可是，由于中央朝廷的能力有限，无法在西南地区废除土司权力。

　　我们看到，从秦汉开始，土司能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盘踞一千三百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南地区没得到有效开发。土司大多数居住在崇山峻岭的山区，这些山区可耕种面积比较少，农作物产量比较少，乃贫瘠之地，自然也很难吸引广大汉族人迁移，这也使土司能够“脱离”中原王朝逍遥地存在的根本原因。

　　可是，这一切在清朝时候，却发生了改变。在清朝尤其在雍正年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这运动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央朝廷能够有力量废除地方土司势力，加大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快西南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这一切还是来自于明朝末年，从美洲引起的红薯、玉米、马铃薯等杂粮等大规模种植，在中国掀起了食物革命。

　　我们看看，红薯、玉米、马铃薯本来是美洲的农作物。明朝末年，一个参加科举考试多次不中的读书人陈振龙，也放弃了传统考试当官发财之路，选择了经商。甚至明朝开放海禁的机会，偷偷跑到南洋吕宋，也就是今天东南亚的菲律宾一带经商。之后，在菲律宾发现西班牙殖民者从美洲迁移种植的红薯。

　　陈振龙看到了红薯耐旱易活，生熟都可以食用，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如果把红薯引种自己家乡的土地，能解决百姓的饥饿问题，也是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他虚心向当地民众学习红薯的栽培技术，也不顾西班牙殖民者不准带红薯出境的禁令，寻找机会把红薯种子藏在回归故土的船中。这样，经过昼夜的航行，陈振龙终于把红薯种子带回到故乡，在家乡种植与推广。

　　很快，民众也知道红薯的可食用价值，小小的红薯也成为救济灾荒的主要粮食。在清朝初年，红薯也传遍了山岭众多的福建、江西、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由于陈振龙从南洋“外番”引起了红薯，也被国人称为中国的“红薯之父”。

　　之后，玉米、马铃薯等美洲农作物也伴随着南洋的商人传播到内地。南方气候湿热的山区也适合红薯的生长，山区的高地也适合耐旱的玉米与马铃薯。在小麦与水稻难以存活的山区，新引起的红薯、玉米与马铃薯都能顽强生存下来，产量也是颇高，这也使南方不毛之地山区的贫瘠土地，变为可耕种、具有开发价值的土地，这自然也吸引了大量中原地区膨胀人口迁移到西南民族地区的山区开荒种地。

　　淡紫色的红薯花、马铃薯芽开满了山区的角落，这也为西南民族地区的汉化与“改土归流”、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加上清朝初年的和平环境与雍正皇帝取消人头税的“摊丁入亩”，带来了人炸性增长。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国人口约为1.5亿人，不到一百年之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飙涨到3.13亿人。中原地区有限的土地容纳不了膨胀的人口，人口大爆炸的汉族流民就浩浩荡荡迁移到少数民族聚集，人迹罕至的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的深山密林与崇山峻岭之处，开垦山区土地，使土地原本贫瘠的山地也遍地种满了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解决了汉族流民的温饱问题。

　　如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几乎消灭殆尽的四川人口，在清朝发起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中，伴随着福建、两广和两湖的移民一路迁移到四川，这也使红薯之花在沿途的南方各个省份普及与传播开来。

　　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移民增多，中原地区汉族文化也在西南民族地区获得了普及与推广。中央朝廷也认识到必须要把历朝历代西南地区土司控制的广阔土地纳入到中央王朝权力管辖之内，这样才能有更多土地养活国家的百姓与膨胀的人口。

　　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皇帝派出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首的各地重臣，在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开展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

　　经过中央朝廷与地方土司势力一番强有力较量，土司权力逐渐废除，朝廷官员控制西南民族地区各个地区，西南地区土司权力都收归于中央朝廷。同时，红薯、玉米、马铃薯伴随着汉族移民的迁移，也进军到西南民族地区的山区。

　　如前面论述，由于这些农作物适合在山区土地生存，能养活更多汉族移民，也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化。迁移的汉族人与当地少数民族民众通婚与杂居，许多少数民族民众也像汉族人学习红薯、马铃薯、玉米的种植方法，也学习中原地区汉族文化，这样也促进了中原地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可以看到，就是由于红薯、玉米和马铃薯引起了清初的人口大爆炸，促进了汉族人移民到西南民族地区，也促进了大规模“改土归流”与中央集权运动的产生。也正是因为红薯、玉米和马铃薯，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化、中央集权与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

　　可以看到，历史就是这么奇妙，福建商人从海外引进的美洲杂粮种子。红薯等美洲杂粮在清朝引起的食物革命，改变了历史，为中华民族繁衍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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